“日本制造”神話破滅了嗎?

上海日研中心2021-08-31 06:12:55

來源:北京日報?

【背景鏈接】日本企業造假事件頻現

2017年初,日本的高田公司被曝出安全氣囊存在質量缺陷問題,導致其不得不申請破產。同年9月,作為日本汽車三巨頭之一的日產汽車公司也公開承認了在其整車出廠檢驗環節中,使用了大量無資質工作人員敷衍出廠檢驗。然后是10月,曝出排名日本鋼鐵企業第三的神戶制鋼旗下多家工廠存在長期篡改部分產品技術指標數據,將未達到客戶要求的產品提供給客戶的丑聞,將日本企業造假事件推向了高潮。之后又陸續出現了三菱綜合材料股份公司、東麗公司等日本著名企業的不正當行為曝光事件。據日本一些專家預計,在今后的一段時間里,還可能會曝光更多的日本企業不正當行為。(陸琴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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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點題】

2017年,日本知名企業連續出現造假丑聞,各種有關“日本制造”跌落神壇的報道屢現報端。請問,“日本制造”神話是不是已經真的破滅了?為何日本企業接連被曝出造假事件?這對“中國制造”有何啟示?(朝陽區讀者 王鵬)?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日本制造”都是誠實、可靠和值得信賴的代名詞,“精益求精”“工匠精神”也常常用于對日本企業形象的描述中。然而,2017,卻因連續出現了幾家日本知名企業的造假丑聞,讓“日本制造”蒙上了一層陰影。那么,究竟該如何看待“日本制造”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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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企業的造假行為總體上可以分為產品技術指標造假和財務報告數字捏造

自古以來,誠信都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也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但無需諱言,各個時期和各個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企業造假行為?,F代企業的造假行為在總體上大致可以分為產品技術指標造假和財務報告數字捏造。中國古典寓言矛與盾的故事也喻示我們,企業在其形象和產品宣傳中,隱瞞弱點、夸大優勢和水平的行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可以根據兩個社會經濟學的基本常識給予解釋,其一是企業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體,具有利己的性格,其二是在監管制度缺位、市場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賣方更傾向于利用或主動制造信息不對稱,以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

企業造假與否不僅取決于其經營團隊的價值觀和道德水準,也受企業文化和公司治理制度完善與否的影響。因此,維護交易公平保護消費者利益,并不能寄希望于企業本身的自律和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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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日本企業造假事件有三個特征,折射出日本企業文化和企業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仔細觀察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日本企業造假事件,可以發現有三個特征:一是造假企業大部分是技術指標造假;二是曝光多源自于企業內部或內部相關人員的告發;三是丑聞集中發生在2006年以后的時期。這些特征的背后,既反映出日本企業面臨的經營環境的變化,也折射出日本企業文化和企業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1960年代后半期開始,為開拓海外市場、擴大外需,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和企業自主發展都認識到創新和品質的重要性,在“拿來主義”的基礎上,增加科技投入,并充分發揮“工匠精神”,打造出精益求精的高標準日本產品,從此“日本制造”享譽全球。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工成本日趨高漲,為實現良好業績,企業對品質的追求和管理達到了極限的程度。同時,因長期處于相對穩定的交易關系中,企業在應對國際競爭環境的變化,以及運用新科技手段改變經營模式方面顯得反應遲鈍。

1990年代初期,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經濟增長乏力,陷入“失去的20年”,為降低成本和獲取市場,大企業紛紛轉向海外直接投資,供應鏈關聯企業要么跟隨大企業走出日本,參與到國際分工的競爭之中,要么留在國內面對制造業日益空心化的局面而謀求轉型升級。但不管如何選擇,企業都不得不改變傳統的生產和經營模式以適應新的競爭環境和規則。尤其是2000年后,隨著新興國家的崛起,全球分工模式進入到價值鏈分工時代。處于價值鏈環節中的企業不得不面對來自全球的更多競爭者,只有最優秀的產品才能最終獲得市場認可。因此,為追求更高品質的產品,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以及員工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導致過勞和不正當行為的情況時有發生。

在談到日本社會和企業文化時,常常被提起的是“團隊精神”。從積極正面的意義來看,是企業內部人員合作和凝聚力的體現,在相對獨立的供應鏈經營方式下,能發揮企業內部以及關聯企業之間的資源整合優勢。但同時,日本社會中普遍存在“家文化”傳統,滲透到企業文化之中,也被稱為“村莊文化”,表現出明顯的“內外有別”的封閉性,加上年功序列的職場慣例,形成了日本企業“家丑不可外揚”的企業治理性格。就算企業發生了不正當行為,也會被當作“家里事”而內部隱瞞和包庇。因此,在品質改善和管理空間有限的情況下,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些企業“鋌而走險”卻鮮被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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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企業管理制度和社會制度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都表現出正在接近或達到自我否定的階段

傳統的自我封閉型的日本企業文化在新科技浪潮的沖擊下逐漸瓦解。隨著物聯網以及傳感器等新技術的普及,人與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息溝通越來越便捷,零部件采購的渠道也變得日益多樣化,跨越國境的企業之間協調和合作越來越頻繁。與之相伴的是對產品指標和故障的檢測也變得更加容易。這意味著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作弊等不正當行為被檢出,以及在全球范圍內的擴散速度和透明性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造假行為的曝光對企業的負面影響將會變得越來越巨大。

為防患于未然,新的企業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完善成為必然。越來越多的企業不正當行為被告發,與日本公司治理相關制度的變化緊密相關。2006年日本政府頒布和開始實施關于保護內部告發者的法律“通報者保護法”。這成為最近幾年日本企業不正當行為丑聞曝光的推手。自該法實施5年后,第一個具有沖擊性的事件,是當時奧林巴斯公司的社長英國籍的邁克爾·伍德告發自己的公司從1990年代以來,隱瞞投資虧損高達1178億日元的虛假財務丑聞。在之后的2015年形成了第一波企業造假丑聞曝光的高潮,2017年可以說是第二波,可以預計在未來還會出現更多的類似事件。這種近似于主動曝光的現象,似乎更值得我們深思。日本的企業管理制度和社會制度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都表現出正在接近或達到自我否定的階段。在“日本制造”的神壇還沒有完全倒塌的現狀下,造假事件頻頻曝光,從某種角度來說可以理解為是日本企業在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競爭中謀求公司治理制度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向死而生”的現象。

毫無疑問,在信息趨于更加透明的未來環境中,企業的危機管理模式將會告別內部封閉的隱蔽模式,主動順應時代的變化,重建充分的誠信保障體系和產品缺陷預警機制,正日益成為打造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必不可少的措施。隨著日本知名企業造假事件的曝光,“日本制造”的整體光環正在消退,這對“中國制造”來說無疑是難得的機會,但如果我們不積極謀求制度建設和制度進步,那么當日本企業以斷腕的方式告別傳統企業文化中的陋習,而成功轉化為具有國際企業文化內涵、實現國際標準的公司治理模式時,中國制造企業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因此,面對日本企業造假事件,我們的決策部門應該借此機會,迅速從頂層設計開始制定和發布一系列關于如何防止企業造假的制度安排,樹立“中國制造”的誠信品牌,這才是競爭獲勝的根本之道。(作者袁堂軍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亞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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